陈思谈如今的鼓浪屿:心头一杯冷咖啡


 

  怀旧的快感不在于追忆的对象,而在于距离感的制造。成天嚷嚷减肥的女人,是在宣布自己身材曼妙;老贵族的抚今追昔,未必不是夸示符号资本。我们念念不忘面目全非的旧情人,夸张地赞美尿黄坍塌的古城墙,更多的时候,仅因留恋自己逡巡返顾的倒影——那个身影时而敏感多情、时而愁容满面,一下子拉开了我们与庸众之间的距离。
  鼓浪屿是厦门人心头的一颗朱砂痣,窗前的一抹明月光,是他们永远怀不完的旧。
  拆了中山路,他们可以去禾祥西;没了“四里沙茶面”,他们去“欢欢”或者“公园土笋冻”;湖里山炮台倒了,厦大演武台塌了,万石植物园再加上“好清香”、“吴再添”、“扁食嫂”一起被外星飞碟掳走,他们喝杯铁观音兴许也就压了惊。但谁也不敢想象,要是鼓浪屿沉没会怎样。
  因为鼓浪屿是绝无仅有的音乐之岛,它与它的音乐,使厦门从滚滚红尘中跃升仙境。
  鼓浪屿被称为“音乐之岛”,一方面是因为小岛上诞生了无数音乐大师,许斐平、殷承宗、颜宝玲、林俊卿、郑小瑛、陈佐湟…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培育天才的音乐土壤之深厚:面积不足1.87平方公里(一说1.78,又一说1.91——莫非涨潮的时候测量,土地面积小些;退潮时量,就大些?)的地域,竟聚集了500余架钢琴,钢琴密度全国之最。
  简单罗列或许说明不了问题,因为统计方法枯燥僵硬,是一张黄纸画成的符箓,即使贴在鲜活的生命身上,也只能得到腿不打弯、灵性全无的僵尸。正如这种方法无法准确得知岛屿的面积,它也无法确诊,这座海岛与音乐之间捉摸不定的夙缘。
  500架被人反复提及的钢琴,真正意味着什么?500架钢琴,不是500架神龛。记得80年代初,鼓浪屿人的家里开始买进东芝彩色电视。十八寸的蠢笨身躯,家人定要为她专门定做丝绒外套,天太热不能开,雷雨天要及时关,惟恐使用过度。后来出现拨号盘电话,依旧是罩巾伺候,小心轻放。比起鼓浪屿人对待电器的“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”,乐器们却像不时走访的穷朋友,彼此知根知底,礼数就马马虎虎了。这音乐,是如此日常化。
  它日常化到了“日常化”这样的语词都显得过分庄重:它是贴着生命攀援起伏的藤蔓,它是闽南人见惯不惊的稀粥咸鸭蛋。
  我的祖父陈台院在菲律宾独自打拼,每年将侨汇寄返国内养活我父亲兄弟三人。50年代,祖父不惜血本专辟40元购“曼陀铃”一把,寄回家供年轻的父亲消遣。父亲闲暇时,与弹奏手风琴的大伯父、拉小提琴的二伯父与同样拉提琴的邻居叔叔组成四重奏。是否荒腔走板亦未可知,但据说不久疏于练习,乐队星散,“曼陀铃”就此失踪。父亲后来又短暂沉迷口琴与小提琴若干年,不想以此糊口,亦不求技艺精进,那把口琴与提琴最后也不知所踪。
  到了我这一代,好乐之风不减,对音乐却无任何形式上的敬畏。小提琴的琴弓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刃剑。每次授琴,只要老师迟到,琴弓就是男孩子们互相砍杀时手握的十八般兵器;每次老师告状,父亲抓起琴弓一顿臭揍,它又瞬间变成家法。在这些音乐之外的奋力挥动中,马尾做的弓毛一根根地掉落下来,岁月星逝。
  有一天,父亲带我到厦门中山路几十年老店“华城琴行”,因为旧的琴弓终于被合力打断,需要再买一把。父子俩都闷闷不乐,店员谢先生却很高兴:“刚才,你们班另一个男生和他爸也来了。最近你们换弓子真勤……”现在回想,店员谢先生的儿子也和我同班,也须保存多把琴弓以备“不时之需”,他还好意思大言不惭。
  在别的地方,音乐是被供奉起来的;而在这里,音乐是贴肉长的——如《摩诃婆罗多》太阳神之子迦尔纳永远脱不掉的神圣盔甲,已经融为了自身的肌肤。
  我常常在想,是什么促成了我们与音乐之间颇为随缘的态度?是岛民耕读传家的保守观念?是相对富足的华侨家庭的慵懒天性?是艺术等级考试的长时间缺席?
  音乐从未作为急功近利的谋生手段。几代人的音乐教育,都是无心插柳式的。听天由命,有的最终长成参天巨木,大多数人永远是路边随手捋的一把青。
  教会曾经承担了音乐在岛上的撒播任务。非要引经据典的话,《黄河》钢琴曲改编者殷承宗当年踏上音乐之路颇为偶然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他,替父亲的大太太刷皮鞋、整理房间,赚到了两美元。一美元买了琴谱,另一美元则用来跟外国牧师太太学习识谱。许斐平音乐天赋的展露,源于教堂司琴手的母亲张秀峦某次因故缺席。当时才5岁的他手脚并用爬上琴凳,竟无需翻看琴谱,将所有圣诗无误演奏至终场。女歌唱家颜宝玲十岁时跟随三姐到“三一堂”(1934年落成)参加唱诗班排练,吸引了廖超勋先生的注意,主动上门担任启蒙老师,此后还先后师承敏戈登夫妇(Stella Veenschoten)与魏沃埌(Rev. Grifith)牧师。歌唱家兼医生的林俊卿,祖父林温人是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的创办人,母亲廖翠绸是虔诚的基督徒,他本人5岁就能演唱整部《闽南圣诗》,担任儿童唱诗班的领唱。即使是我读过基督教小学的祖母,在接近九十高龄依然可以眯着白内障的眼睛,翻看歌谱。不用专业、系统的音乐教育,基督教家庭、教堂、礼拜与圣诗,就是上一代岛民的音乐必修课。
  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教育,离不开鼓浪屿的那所音乐学校。
  旧址是荒凉的鸡山路上一座旧教堂,全部由笨重粗粝的花岗岩砌成,墙壁斑驳厚达一米,门窗颇有大和风范,采光极差,蛛网遍布的厕所修在主楼之外。校门两边是基督教会的墓地,时常野猫出没,某个暴雨的清晨,还发生过一起谋杀案。当年每天上午十点钟是课间餐时间,学生们需要派出劳动委员,跨过荒院到林木深处的厨房提一个装满面线糊或咸稀饭的大铁桶。校工叫阿才,他有一个挂着鼻涕跟我们满院乱跑的小女孩,天不怕地不怕,经常调戏从基督教墓地爬进校园的四脚蛇。
  阿才有一次发现学校花圃里的花都死了,原来是学生们把不吃的点心,鼓浪屿食品厂的椰子饼肉饼绿豆馅饼之类,在花盆里埋得精致整齐。阿才报告老师,害我们开了一次家长会,从此不许乱丢点心,还要罚洗厕所。
  冥冥中,这所学校对我们的赠予如同鼓浪屿食品厂的糕点一般,以朴素的面目按时出现,不管我们是接纳还是拒绝,是感恩还是挥霍。
  九十年代,音乐学校的学生们每周有一次音乐欣赏课和合唱课,再大一点的学生要修基本乐理,还参加弦乐合奏队。合奏队遵循最严格的等级升降制度,以第一提琴为尊,其余各排递减,表现不好、水平不高的孩子被指定往后坐。我从第二声部(伴奏声部)第二排直接破格进入第一声部,一度攀升至首席提琴手身后;后又表现不好,不断向后撤退到最后一排——全因无故缺勤多次。只怪音乐难敌爱情,早恋威力无穷。
  当时条件看似简陋,其实遭际却颇离奇。我们的“音乐欣赏”课是在殷承宗、殷承典兄弟的祖宅(准确的说是客厅地板)进行的。当时厦门音乐学校校长是殷承典先生。他是著名音乐家殷承宗的二哥,也是这一音乐脉络在岛上的留守男士。鸡山路上,有他的殷家祖屋,全部闽南花岗岩石条砌成,冬暖夏凉,卓妍异色,有幽森的门户、阁楼与狭窄望不到尽头的木梯。如果你黄昏跑步经过,倒可见到一个高大独身帅气的老男人,在海边散步。尤记当初,校长打开名贵音响,塞进录像带或唱片,给一众孩子讲解《动物狂欢节》、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等名曲名剧。他激情澎湃,我们都坐在地上,或玩,或打瞌睡。
  在殷家兄弟的客厅上课,是怎样一种荣耀与奢侈?我怎么没趁机摸摸他家的古董钢琴?可惜写这篇文章时,即使拼命回忆,“狂欢节”的旋律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,只记得当时不解“胡桃夹子”究竟系何种夹子,而且不满天鹅演员的紧身裤。如今校长大概想不起我是何许人,云淡风轻地点一点头,继续看海。
  如果十年前朋友们到鼓浪屿旅游,我可以设计出一条音乐不绝于耳的别致路线:
  晚上七点钟从轮渡码头上岸,抵达音乐厅,听听爱乐乐团或厦门歌舞团的音乐会(那里面有我一票同学,分散坐在各声部的最后一排);经过中华路时候放慢脚步,“baby cat’s”咖啡店老板(我的邻居)可能愿意在晚饭后耍一耍钢琴;“褚家园”曾经有一位优秀的提琴手,再往前走是我初恋女友的旧宅,她的音准一向糟糕;到中华路47号,是我舅公们在弹爵士,大年初四的话,还有一场包括手风琴、钢琴在内的家庭音乐会;走进安海路,我另一位初恋女友可能刚洗完澡,她的提琴拉得木讷呆板,泛音永远不对味;鸡山路上卓姓师弟的大提琴喑哑忧伤,如今已经功力大成,他的沉默与执着灌满了每张唱片。走进内厝澳,从龙山洞穿出,抵达三丘田码头,一路伴随你的则是寒假回家的上海音乐学院杨姓师妹,她总在反复练习枯燥的音阶与琶音,一板一眼,如天风海涛,亘古不变。
  这是封存了提琴的我对童年的追忆,还是对曾经生我养我的海岛的最后一点致敬?可惜,我知道这一心愿永远不会落实。
 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,这座岛屿被迅速卷入了厦门的整体发展战略。历任政府,总有一些莫名的政策,以鼓浪屿作为招徕资本的金字招牌。十年后的今天,鼓浪屿每天接待越来越多的陌生游人,彻底变成了四仰八叉摊着的老妓女,迎来送往间,再也没有以往的风情。对于本土居民来说,老房子年久失修,加上医院搬迁,人口老化,学校因为收不到足够的学生而一间间撤销。小岛越发不适合居住,同学、师长纷纷搬走。喧嚣,压倒了琴声。终于有一天,厦门人开始纷纷抱怨:“鼓浪屿不再像当年的鼓浪屿了。”
  音乐正在从岛上全面退潮。以此为代表的鼓浪屿黄金时代的衰败,已然无法挽回。无论厦门人承认与否,现在的鼓浪屿只是我们心头的一杯冷咖啡,韵味不再。
  即便你在回忆里,把它热了又热。
    作者:陈思